经典传承对于维系中华文明的连续性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如何更好地传承历史上形成的经典依然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论域中的必有之义。人类文明的进步总是在汲取前人经验的基础上，通过不断创新实现的，前人经验构成了后续文明进步的前提。经典文献记录了先民对人类生活的感受与理解，成为承载前人经验的主要载体，为人们品鉴历史、思考现实、筹划未来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传承经典反映了人类独有的历史意识，表现为人们对个体、共同体乃至天地宇宙发展变迁过程的总体性认知与反思，是生活在历史中的人去探寻历史发展根据、总结历史发展线索与特点以及评判历史的重要精神活动，对于文明的延续与创新具有基础性意义。
任何文明的延续都与其自身的语言文字、历史文献、文脉传承、价值观念息息相关。中国历史上层累形成的经典记录了中华文明发展的历程，是中华文明独立而一贯的语言文字系统、历史文献系统、文脉传承系统和价值观念系统的主要载体和文献保证。在中华文明发展的悠久历程上，历代人为了保存经典做出了不懈努力，既有类似铸造鼎铭、镌刻石经以及雕版与活字印刷等典籍传承形态上的沿革，更有孔子整理六经、汉代立五经博士、唐代定五经正义、明代修永乐大典、清代编四库全书等典籍整理与阐释活动的迭进。可以说，之所以中华文明能够绵延不息，与历代的经典保护和传承工作密不可分。
现代技术条件下，电子数据的储存方式、检索路径、阅读方式为传世经典的保护和传播带来革命性的突破，不需要再为传世经典的储存及传播产生忧虑，但储存及传播方式的变革对于传承经典来说远远不够。经典的传承并不仅仅是记录和传诵，王阳明曾认为，记诵经典并引以为是，“是犹富家之子孙，不务守视享用其产业库藏之实积，日遗忘散失，至为窭人丐夫，而犹嚣嚣然指其记籍曰：斯吾产业库藏之积也！”（《尊经阁记》）在“财富”传承中，只知道保护账本而不知发挥账本中所记述财富本身的作用，这显然是荒唐的。就此而言，在传承经典的事业中，更为重要的是利用蕴含在经典中的历史经验、普遍智慧为时代性关怀的解决提供思想资源。
传世经典之所以能够发挥文明载体的作用，不仅在于其具有记述性，更在于其中所体现的智慧具有现实的可转用性，人们可以利用经典作为思想资源解释和应对时代问题。王船山所说“六经责我开生面”，指的就是在经典的创造性阐释中不断推动文化创新和文明演进。自先秦时期开始，中国历代的哲学家、思想家结合各自的时代关怀对经典展开的创造性阐释活动从未停止，经久不息，于今为盛。
中国哲学是中华文明的内核所在，就中国传统哲学的传承发展而言，其表达形式的特点多是对经典文献的解读，从文献解读中阐发精微的义理、辨析思想的变迁，并以此展现新的哲学创造。比如说，繁盛的宋明理学这一哲学形态，不同理学家所表达的哲学思想，几乎都是通过对经典进行重新阐释而实现的。当代学者对于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往往也是通过对哲学史上经典文本、典范人物、学派集群、学脉流传以及概念与命题等的多维阐发而展开的。当然，研究经典并不意味着仅从文献本身出发来推动思想的革新。如果我们仅以典籍文献作为推动哲学书写的动力，即从特定的文献自身出发进行版本次序、文字训诂、辞章结构的解读，研究兴趣可能直接来源于历史性的文本自身，可以与普遍性的问题或者时代性的现实问题无关，所谓“溺情典籍，心忘世道”。这样一来，经典文献的传承、研究及阐释，将与时代性的现实问题无关，而只与个体的历史兴趣有关。如所周知，中国哲学从来就是强调“经世致用”，之所以研究和阐释经典不是为了满足思古之幽情，而更多的是推动符合人类生活发展趋向的思想文化革新，而思想文化的革新则以时代性问题为驱动力。
从时代性关怀出发来阐发经典里蕴含的普遍性智慧，其形式虽仍以诠注文本为主，但其实质上已经是新的思想创造了。如朱熹所作《四书章句集注》，虽然形式上是文字笺注，但其实质是朱熹结合新的时代关怀对于先秦经典的新阐发。在一定意义上来说，经典文献所记录的经验与智慧，不能仅从历史性维度理解，更多应该从普遍性问题的维度来理解。王阳明曾对五经本义做了概括式的陈述，认为五经的本义在于展现普遍性的人之本心：“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阴阳消息者也；《书》也者，志吾心之纪纲政事者也；《诗》也者，志吾心之歌咏性情者也；《礼》也者，志吾心之条理节文者也；《乐》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之诚伪邪正者也。”（《尊经阁记》）虽然五经是历史上形成的固定文本，但并不意味着五经只具有“博物馆”的意义，五经的实质在于普遍性的人心之表达，具有超越时代的普遍性意义。这样，五经就从历史性文本变成了时代性文本。既然经典性的文献蕴含着具有普遍性意义的精神，那就应该可以成为思考时代性关怀的思想资源。
以时代性关怀来审视经典文献所蕴含的智慧，或者说在文献典籍的支撑上来思考时代性、现实性的问题，就是不仅仅把眼光局限在经典文献及其历代注释、诠解本身，为了研究文献而研究文献；而要以时代性关怀为驱动，使传世经典为解决时代性关怀提供思想资源。时代关怀驱动下的经典传承，可以调动一切可能调动的资源来回应时代问题，无需过分拘泥于特定文献的关联性。而单纯的文献驱动则往往需要从既定文献本身的字、词、句出发来考究，离开了特定文献和特定语境，相应研究就无法展开。
关于中国思想史上对文献字、词、句的无限关注现象，王阳明曾称之为“训诂之学”“记诵之学”“词章之学”，并对此进行了批评，“若是者，纷纷籍籍，群起角立于天下，又不知其几家，万径千蹊，莫知所适。”（《传习录》）探究字、词、句的文献研究方式，为经典的创造性阐释提供了坚实的文献基础，当然十分重要。中国历史上的文献典籍浩如烟海，文献中牛毛茧丝的问题不可胜数，历代学人皓首穷经，作出了很多学术贡献。但这种文献驱动式的研究如果成了主导甚至唯一的范式，那么可能会导致经典传承丧失解释和应对时代问题的能力，遭遇“复古式”的尴尬，甚至可能使得人们对传世经典的时代性价值产生怀疑。关于如何对待历史性文献，历史学家克罗齐曾反问道：“若我们未从过去中走出，若未将自己置于过去之上，我们如何走向新生活，如何创造我们的新行动？”（克罗齐：《作为思想和行动的历史》，田时纲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27页）面对历史上的经典文献应该结合时代的变革用批判精神对待之，从解决时代关怀的意图出发去理解和运用历史的文献。由此形成的尊重历史而又面对现实问题的新认识，是我们新行动、新生活的前提，更是弘扬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特质的要义所在。
基于这样的认识，经典文献的传承创新首要的不只是在文献中寻找文辞新意，更不是做寻章摘句式的猎奇，而是要利用经典所蕴含的思想资源来解释现实、应对未来。换言之，经典的传承不是历史性的文献驱动、传统驱动，而是要由时代性关怀驱动，以将面向现实、面向未来作为经典传承的发展方向。在此基础上，经典传承还要有着对人类普遍性事务的关怀和忧患，“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易传·系辞下》）对于生活、社会、国家和人类前途命运的忧患意识，应该构成经典传承的内在动力，这也是中国文化传统中“天下为怀”“苍生为念”的具体体现。
相较于经典文献所产生的时代，现时代生产与生活方式的变革是全面而彻底的，经典中所蕴含的生活经验、精神观念、价值信仰如何应对时代巨变，是我们在经典传承中必须面对的问题。就经典传承来说，只有坚持以时代关怀为驱动力，才能使得经典呈现出其现代形态。为此，要超越单纯的文献驱动，而将对时代性关怀的思考融于经典的传承和解读中，弘扬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结合时代变革推动经典文献思想内容的更新，顺应精神变革、科技革命和社会革新的历史大势，以人类生活未来发展走向为引领，面向现实、面向未来、面向世界做好经典传承工作。（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暨同济大学经学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