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变，俄乌、巴以冲突，大国间的地缘政治博弈，西方的经济民族主义、排他性的贸易保护主义，都给未来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二战后建立的世界秩序所面临的危机不是仅限于部分地区的短期局部危机，而是波及全人类的长期系统危机。
那么，该如何应对人类文明生存与发展所面临的巨大挑战？政治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是人类唯一理性和负责任的选择，暴力和战争则是人类必须避免的手段。值得强调的是，任何文明的初心都是和平、发展、美好，没有哪种文明公然提倡战争。虽然美国学者亨廷顿主张的“文明冲突论”曾在西方风靡一时，但实际上文明本身并不必然发生冲突，只是可能被少数政治人物、政治力量所操纵，他们把文明当作一种工具。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将文明意识形态化，树立二元对立的零和博弈思维，再延展到宗教、种族、民族、党派、阶级等概念中，所有这些概念都被强加以对立的意涵。在缺乏共识的情况下，非理性、野蛮和暴力滋长。例如，俄乌冲突作为同一文明内部的冲突，就被意识形态化为民主和专制的对立。
在这种情况下，发展是安全与和平的基础，没有发展就容易滋生暴力。从历史上看，当社会、经济发展得好，所谓的文明冲突就得以消解；当发展步伐放缓甚至停滞的时候，所谓的不同宗教、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就会爆发。这已经在漫长的历史中显现出规律性。
文明的工具化还会带来历史的恶性循环。越是发展遇到问题，一些政治集团越是将文明工具化，制造的冲突就越激烈，导致的发展问题也因此进一步恶化。现在，西方不能解决其内部面临的问题，全球经济处于下行周期，地缘政治和经济格局也暴露出结构性问题，世界要如何跳出恶性循环的怪圈？答案是要通过对话，回归各个文明的初心。回望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联合国正是通过号召文明对话，促进了世界的和平发展。
在这个背景下，中国提出全球文明倡议，面向世界发出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的呼吁。文明对话是国际公共产品，能够消除歧视偏见、增进理解信任，促进理性地解决冲突和争端。中国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局出发，愿意提供更多文明对话的舞台，体现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国际责任感与历史担当。
另一方面，文明对话也体现了中国方案中独特的中国思维，其本质来源于中国文明。中国文明体现出几个主要特性。一是世俗性。我们对世界的理解是根据事物本身的面貌，而非人的主观意志做出的。例如道家所提倡的“道法自然”，即尊重自我生成的秩序。儒家的核心观念“中庸之道”，则是在不破坏原有秩序之上的些微调整。二是互相依赖性，或“嵌入性”。中国文明中有阴阳观，但“阴”与“阳”并非互相排斥对立，而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互相包含，和平共处。三是开放包容性。这主要表现在中国人对“水”的喜爱。水向任何事物开放，也包容任何事物。四是长期主义。数千年不中断的中国文明赋予我们特殊的长期主义，我们不以一时一刻的得失来衡量成败，而是有长远的战略考虑。当然，长期主义并非一些美国人口中的“马拉松主义”，即中国要通过长远规划最终打败美国。恰恰相反，中国所追求的是“和谐”“和而不同”，在国际事务层面，中国一直在践行源自上述文明特征的外交政策，即和平共处。
在近代以来世界现代化格局的塑造过程中，中国文明的巨大贡献往往被忽视。实际上，中国理念对西方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例如在经济领域，中国古典《易经》和道家的“无为”思想被视为世界上第一个政治经济学派——法国重农学派的思想核心。在重农学派中，“无为”被表述为“不干预”和“经济自由”。这一思想也深刻影响了亚当·斯密的市场经济理论。在教育领域，中国儒家的“有教无类”思想构成了西方近代以来逐渐发展出的大众教育的思想根源。尽管大众教育的经济基础是近代以来的工业化，但“有教无类”则是其思想基础。在社会领域，中国古典的“大同社会”理念和欧洲自近代早期开始形成的社会主义理念具有高度一致性。也正因如此，近代社会主义思想从欧洲传入中国之后，中国知识分子能够毫无困难地将其接受。
从这个视角，我们更能够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性和全球意义。第一，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表明我们意识到也存在“欧洲式现代化”“美国式现代化”“日本式现代化”。这里强调的是现代化的多元性，不同文明不仅对现代化含义的理解不同，追求方式也不同。
第二，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要强调只有当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符合其自身的文明、文化和国情时才会成功，否则就会导致失败。从经验上看，那些符合本国文明、文化和国情的现代化往往是成功的，而那些生硬照抄照搬其他国家现代化模式的现代化往往是失败的。我们希望所有国家都能找到符合其文明、文化和国情的现代化模式。
第三，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表明我们不会像一些西方国家那样向外推行自身的现代化，把自己的现代化模式强加于其他国家。
第四，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提倡文明对话、文明互学互鉴，共同推进世界的现代化。如果延伸到外交领域，就是独属于中国文明的破解之道——从自身的文明传统出发，展现世俗性、互相依赖性、开放包容性和长期主义等特质，确立不称霸、对外开放、推动经济全球化、良性竞争和包容共赢的原则。这不仅符合中国利益，也符合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
（作者：郑永年，系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